
张仪和商鞅这两位秦国的丞相,从表面上看,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,但实际上,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差距却是天壤之别。
商鞅和张仪都曾担任秦国的丞相,并且都被封为战国时期独有的“封君”,这种封君类似于现代的爵位。然而,尽管两人从职位和爵位上看似相同,实际上张仪所掌握的权力和威望远远不及商鞅,可以说,二者的差距几乎是天差地别。 商鞅和张仪的入秦年份略有不同,商鞅是在公元前361年进入秦国。商鞅凭借着一系列的游说,最终打动了秦孝公,提出了“富国强兵”的变法方案。尽管秦孝公担心变法会遭到民众的反对,他还是决定让商鞅因地制宜,先出台了《垦草令》作为变法的试验。 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“孝公元年,卫鞅闻令(《求贤令》)西入秦,见孝公。”商鞅在三年后提出变法建议,并被任命为左庶长,开始负责秦国的法令和变法工作。公元前356年,商鞅因为变法取得的成功,被提升为左庶长,掌握了秦国的法令制度,并开始着手实行改革。 几年后,商鞅不仅得到更高的职务,而且在公元前352年晋升为大良造,这个职位是当时秦国最高的官职,相当于后来的相邦。秦孝公为了扩展秦国的领土,在公元前350年命令商鞅率兵攻魏,并进一步推进变法。商鞅的地位迅速提升,凭借战争的胜利,商鞅于公元前340年被封为商君,获得了十五座城邑的封地。 相比之下,张仪的情况要复杂得多。张仪约在公元前332年左右进入秦国,成为了秦惠文王的客卿。尽管张仪口才了得,擅长游说,但他的职位和实际权力远不如商鞅。张仪的职责主要是在外交领域,负责和关东六国的外交交涉,与军政无关。尽管他在秦国的地位逐渐上升,最终被任命为相邦,但他并没有像商鞅那样掌握军政大权。 张仪在公元前328年通过游说,成功地促使魏惠王割让了十五座城邑,因而获得了更高的荣誉,秦惠文王也因此封张仪为相邦,并将五座城邑作为封赏,封号武信君。尽管张仪在秦国获得了封号,并且职位逐渐上升,但他的实际权力并没有商鞅那样庞大。张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,秦国的军政实权依然掌握在其他人的手中。 从两人的职务和权力对比来看,商鞅无疑比张仪更具实权。商鞅在担任左庶长时,就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,而张仪则始终缺乏军权,更多的是作为外交官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即使在张仪成为相邦后,他的职责依然局限于外交事务,真正的政治和军事决策权并没有在他手中。 此外,从两人因功而获得的封地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秦国的地位差距。商鞅因其军事功绩,获得了比张仪多得多的封地,体现了他在秦国的实际影响力。相比之下,张仪虽然有着显赫的名号,但在实权上与商鞅相比则相差甚远。 总体来说,尽管张仪和商鞅在职位上看似相似,但从实际权力、影响力以及历史贡献上,商鞅无疑处于更加显赫的地位。张仪的成就更多体现在外交和游说上,而商鞅则凭借变法和军事成就,彻底改变了秦国的命运。通过这一对比,我们可以看到,历史上同一职位下的两位人物,其实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权力和地位。 发布于:天津市恒正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