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仪和商鞅这两位秦国的丞相，从表面上看，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但实际上，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差距却是天壤之别。
商鞅和张仪都曾担任秦国的丞相，并且都被封为战国时期独有的“封君”，这种封君类似于现代的爵位。然而，尽管两人从职位和爵位上看似相同，实际上张仪所掌握的权力和威望远远不及商鞅，可以说，二者的差距几乎是天差地别。 商鞅和张仪的入秦年份略有不同，商鞅是在公元前361年进入秦国。商鞅凭借着一系列的游说，最终打动了秦孝公，提出了“富国强兵”的变法方案。尽管秦孝公担心变法会遭到民众的反对，他还是决定让商鞅因地制宜，先出台了《垦草令》作为变法的试验。 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“孝公元年，卫鞅闻令（《求贤令》）西入秦，见孝公。”商鞅在三年后提出变法建议，并被任命为左庶长，开始负责秦国的法令和变法工作。公元前356年，商鞅因为变法取得的成功，被提升为左庶长，掌握了秦国的法令制度，并开始着手实行改革。 几年后，商鞅不仅得到更高的职务，而且在公元前352年晋升为大良造，这个职位是当时秦国最高的官职，相当于后来的相邦。秦孝公为了扩展秦国的领土，在公元前350年命令商鞅率兵攻魏，并进一步推进变法。商鞅的地位迅速提升，凭借战争的胜利，商鞅于公元前340年被封为商君，获得了十五座城邑的封地。 相比之下，张仪的情况要复杂得多。张仪约在公元前332年左右进入秦国，成为了秦惠文王的客卿。尽管张仪口才了得，擅长游说，但他的职位和实际权力远不如商鞅。张仪的职责主要是在外交领域，负责和关东六国的外交交涉，与军政无关。尽管他在秦国的地位逐渐上升，最终被任命为相邦，但他并没有像商鞅那样掌握军政大权。 张仪在公元前328年通过游说，成功地促使魏惠王割让了十五座城邑，因而获得了更高的荣誉，秦惠文王也因此封张仪为相邦，并将五座城邑作为封赏，封号武信君。尽管张仪在秦国获得了封号，并且职位逐渐上升，但他的实际权力并没有商鞅那样庞大。张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，秦国的军政实权依然掌握在其他人的手中。 从两人的职务和权力对比来看，商鞅无疑比张仪更具实权。商鞅在担任左庶长时，就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，而张仪则始终缺乏军权，更多的是作为外交官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即使在张仪成为相邦后，他的职责依然局限于外交事务，真正的政治和军事决策权并没有在他手中。 此外，从两人因功而获得的封地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秦国的地位差距。商鞅因其军事功绩，获得了比张仪多得多的封地，体现了他在秦国的实际影响力。相比之下，张仪虽然有着显赫的名号，但在实权上与商鞅相比则相差甚远。 总体来说，尽管张仪和商鞅在职位上看似相似，但从实际权力、影响力以及历史贡献上，商鞅无疑处于更加显赫的地位。张仪的成就更多体现在外交和游说上，而商鞅则凭借变法和军事成就，彻底改变了秦国的命运。通过这一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历史上同一职位下的两位人物，其实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权力和地位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恒正网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